海边的小木屋

林徽因（1904—1955），文学家、建筑学家。1904年生于北京，原名徽音，林长民之女，在1935年后改名为徽因，英文名字费丽斯（Phyllis）。1904年7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十日）生于杭州陆官巷。小时候她随祖父母一起，由大姑母林泽民发蒙读书。她8岁时随祖父全家移居上海，就读于虹口爱国小学。1916年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中任职，她随父母由上海迁往北京，进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学习。




1921年出国考察，1925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留学攻读建筑学，林徽因在寓所经常与房东英国女建筑师接近，开始对建筑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1926年任该校建筑系设计课的兼职助教、讲师，。此后她随父亲游历欧洲的诸多城市，如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欣赏各种建筑艺术，大大开阔了眼界。



少年时期，林徽因在北京结识了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清华学校的学生）。1924年，林徽因完成的中学的学业与梁思成一起到美国留学，并共同决定以建筑美学为终身事业。由于当时宾州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改进该校的美术学院，而主要选修建筑系的课程。1927年夏，她获学士学位于美术学院，与梁思成在同一个事务所实习。下半年，她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留学生。



留美期间，林徽因积极参加留美学生的爱国文艺活动。她与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秀、梁思成等十多人，以振兴祖国文化、振兴戏剧事业为目的，于1925年1月，在美国留学生中筹组"中华戏剧改进社"开展活动，参加演出，切磋和交流戏剧艺术的体会。



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加拿大结婚。回国后，林徽因先回到她未曾到过的原籍福州探亲。她为叔父林天民设计了东街文艺剧场，随后赴沈阳东北大学与梁思成一起在建筑系任教，讲授《雕饰史》与专业英语。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她为北京大学设计地质馆，并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北大沙滩灰楼学生宿舍。此后数年，她还陪同梁思成深入河北、山西等省勘察古建筑达数十处之多。他们还曾应浙江宣平县考察元朝古庙。以后她还去山东进行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发现一座国内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建于857年的佛光寺大庙。



她从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曾经写下许多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译文，如《在九十九度中》、《你是人间四月天》、《夜莺与玫瑰》等，均收录在《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中。该文集还收录了她的中英文私人信札及她个人与亲朋好友的、合影、编年写真照片等近200帧。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全家随同"营造学社"迁移到西南。先经长沙辗转到昆明，三年后又到四川宜宾农村。由于劳累，她肺病复发，发烧卧床，但仍坚持翻阅资料，通读二十四史，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还用英文撰写《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在《中国营造爱社汇刊》上发表文章。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工作，虽身患重病，但以超常的顽强精神，忘我地为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她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等。在清华大学她讲授《中国建筑史》，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从1949年9月起，她同清华大学建筑系包括她和梁思成在内10位教师一起，接受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光荣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胜利地完成了最后的方案。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正式明令公布他们设计的这一方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1951年林徽因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并具体承担碑座饰纹与花圈浮雕的设计任务，她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创作任务。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林徽因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建筑学报》编辑。同时她又是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她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部名著。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终因肺结核久治无效，在同仁医院去世，终年51岁。死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 。"碑建会"把她设计的纪念碑基座花圈浮雕的刻样作为她的墓碑，以铭记她的贡献。

　　看《林徽因传》这本书时，我老在想，林徽因跟徐志摩是一对很好的恋人，本来也应该顺理成章成为夫妻，为什么林徽因回国后，就变成了梁启超的儿媳妇——梁思成的妻子？当徐志摩离开了第一任妻子、带着满腔的激情和热爱从英伦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物是人非，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虽然他们没有成为夫妻，但之间的情爱却也绵延了十多年纠缠了十多年。这十年中，徐志摩的心一直燃烧着爱火，这是源于诗人特质的徐志摩还是源于他心中真正的爱呢？又或者，正因为是诗情和激情的幻变，才孕育出这样一个徐志摩，这样一个不顾世俗偏见、冒天下大不韪去争取"爱和自由和美''的浪漫才子？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情义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感情？

　　 在看书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断困扰着我，以至于书只看完一半，就马上揭到末尾，想寻找最终的答案。但是，很失望，文本最终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说法。在他们相识十二年的一个下午，徐志摩乘飞机去参加林徽因的一次演讲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一代才子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留下多少的遗憾和无奈、留下多少的悲伤和概感！而我，却也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久久难以释怀。

　　 最近，又将书重新读了一篇，又有了新的感觉。想来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微妙的感情，而且这种单纯的情感又同自然界其他成千上万的情感纠缠在一起，很难一语囊括而无法言尽，倒是书中描述到徐志摩和梁思成以各自的才情吸引、追求林徽因的故事，却又勾起我另一番的感概。

　　 徐志摩初识林徽因是在风景如画高贵宁静的伦敦康桥，那年，他24岁，而她只有16岁。思想上的沟通、感情上的融和、对诗情的理解、对秋天的感怀使两颗年轻的心不断靠拢。徐志摩燃烧的眸子里写满了对林徽因的眷恋——

　　 也许，从现在起，爱、自由、美将成为我终其一生的追求，但我以为，爱还是人生中第一件伟大的事业，生命中没有爱的自由，也就不会有其他别的自由了；烈士殉国、教家殉道、情人徇情，说到底是一个意思，同一种率真、同一种壮烈；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象锯子锯着我的灵魂

　　 ......

　　 将爱情当做一件伟大事业的徐志摩，对爱情的理解有别于世人，"真生命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所以，他把满腔的情和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林徽因。但是，"命运是如此的鲁钝、盲目而任性''，当徐志摩从梦中醒来时，他的心上人已罗敷有夫，也应了他的那句话，"我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命运于他是如此的无情和冷漠！

　　 但是，徐志摩并没有从此失去林徽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共同创办新月社、编辑出版新派诗集、一起接待印度诗哲泰戈尔、同台演出根据泰戈尔的《摩诃德婆罗多》改编的抒情诗剧《齐得拉》，并且分别扮演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在舞台上，两人是那样默契、和谐，仿佛又找回了在康桥时候的那种融会贯通、相亲相爱的感觉，以至于连不懂英文的梁启超都看出了端倪，有点恼火，更不用说梁思成了。舞台上两情依依的感觉鼓励着徐志摩，泰戈尔也看出诗人对林徽因的感情，于是这位天才的老人亲自向林徽因求情，但是，阴差阳错，命运终是没有笑对徐志摩。在陪伴诗哲去北平的时候，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种诀别的感觉，昨日还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劳燕分飞海天无涯，他不禁思潮起伏，润湿了眼睛，在火车将要离开的一点时间里，怅然写道"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丝，谁能割得断？''，是呀，这样一种情丝、这样一种欲断还连的绵绵情丝，怎么能割断呢？！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梁思成的妈妈和姐姐都反对这门亲事，只有梁启超在极力撮合。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林徽因将徐志摩当成了挚心的朋友，而徐志摩却被林徽因的每一封信所激励，欲断的情思又一次被他紧紧系着，他写信写诗，满篇云霞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激情。

　　 林徽因最终还是嫁给梁思成，而徐志摩也娶陆小曼为妻。但是两人还是互相关心和理解，尤其在文学上更是经常切磋。徐志摩创办的《诗刊》第二期就发表了林徽因的三首爱情诗，诗歌轻柔细腻中蕴涵着热烈和真诚，既有悲思和凄婉的意味，又有追求和向往的韵味。徐志摩给予了极大的评价，说是佳句天成，妙手得之。这给林徽因很大的鼓舞，从此她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长旅，以诗篇表达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挚爱。徐志摩并没有因为各自的变化而放弃对林徽因的爱，他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名叫《你去》的诗，是为林徽因写的，诗中流溢着对林的温情和挚爱，表现了他心底的那份永不消褪的情谊。这首诗现在读来还是那样令人激动，以至于每一次看到，我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感动，任汹涌的思潮撞击心房，诗中洋溢的爱怜、深沉以及崇高的情感，对现代人是一个冲击和洗礼。

　　 也许是天妒良才，也许是人微命薄，也许是已经看够人间的悲欢离合，徐志摩在饱受生活、情感的打击后，终在天空中化成一朵白云，乘风飞去。他喜欢飞，在一篇散文中写道"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中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待''，从此，他可以永远凌空去看、永远看个明白了。

　　 当天在协和小礼堂作演讲的林徽因，几次都将热盼的目光投向门口，可她盼望的身影就是没有出现。第二天当盼穿秋水的林徽因得到徐志摩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得昏倒在地上。醒来后，她整整一天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心里在呼唤，志摩！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吗？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

　　 悲伤的林徽因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一文，长歌当哭、椎心泣血、不胜哀痛。此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间纯真的友情，对他们之间曾有的那场恋爱，她说自己并没有觉得可羞惭，反而给了她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此后，志摩变成了一种stimulant在她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幸福、或难过、或抱歉、或苦痛，她也不悔的。在信中，林徽因还提到徐志摩曾给她的frindship ahd love，使她非常难过，觉得对不起他。她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恐怕，这就是他们两人情爱延绵十多年而终不成眷属的原因吧。大概，这也是我要遍寻的结果？

　　 几年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触境伤情，林徽因再一次陷入了感情的撞击之中不能自已，和着泪花和火车的轰鸣，她把不可名状的思绪倾泻到纸上：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暗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真切地表现了对诗人的怀念和追忆。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林徽因又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发表在《大公报》上，文中热情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赞扬了他的一生处处充满诗意，爱、自由和美是诗人的灵魂，对世界的真诚、对朋友的真诚、对诗歌的真诚是诗人的品格。她为诗人死后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呼唤良知和友爱，她献给徐志摩的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颗种子在石缝里砰然绽苞的声音，是灵魂被锯着的诗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爱情少一点点，比纯粹的友情又多一点点，不是情人间的那种灵与性的疯狂，不是一般朋友间的那种随意和淡然，他俩之间的感情无法真正言明，既刻骨铭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恒。哎，以我这样的笔力真不知如何表达......

　　 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故事就象潺潺的流水一样浸润着我的心。

林徽因身后，她的俗世声名虽经历了大落与大起。但在亲友的回忆中，她的形象却从来不曾被淡忘。她留给他们无穷尽的追念，当这些点点滴滴连成一片，缀出的真实倒比臆测的情节更为传奇。

 

    林徽因的美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十年代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在众多的赞誉中，颇值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邦梅：《小脚与西服》）简单的一句话道尽张幼仪的半生辛酸，却也无意中点破林徽因之所以为人所一并赞赏的真正原因。容貌之美并不足以长驻，林徽因的美丽，用文洁若的话来说，是"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当青春逝去，人也老去，人们眼中的林徽因依然充满了美感。文洁若对此就深有感受。1948年清华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出演《守望莱茵河》时，文洁若见到了已经44岁的林徽因，文洁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面前，低声和妈妈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摸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文洁若为而感慨说："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文洁若所感慨的，正是林徽因一生修炼的美丽，也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真正的美丽。

    与林徽因的美丽相辅相成的，自然是她过人的才气。文洁若为林徽因的美而惊叹之余，毫不掩饰对她才华的钦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同上）卞之琳慨言："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沈从文眼里的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晚一代的萧离则称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林徽因"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金岳霖则干脆用"极赞欲何词"一语作为对林徽因的评价。（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对林徽因才艺的赞赏，到这里，也到了极点。

林徽因为人热情坦诚，又争强好胜。她的生前好友钱端升在她离世多年以后，犹自念及"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 "。这里还有一段因缘。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是林徽因的亲戚，他们的结合在当年就是林徽因做的大媒。据金岳霖回忆，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四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陈、钱和好如初，遂一同到上海去结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这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而作为知之甚深的好友，他们对林徽因的欣赏还不仅在于此。西南联大迁校昆明时，钱端升夫妇与林徽因、梁思成在郊区龙泉村搭屋居住。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提起林徽因也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幅炽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李健吾曾听林徽因亲口讲起这样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注，应为《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林徽因当时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京，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林徽因性格上的这种争强好胜其实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傲与自负。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就此讲过这样一件事。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徽音"与"微音"字形读音都相近，林徽因担心日后两人作品回相混，就起了改名之心。她征询林宣意见，听林宣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从此改"音"为"因"。据林宣回忆，林徽因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一句话语出惊人，足可见林徽因的十足傲气。

    林宣讲起林徽因，还讲到她"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映证。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充满感情地说："......现在由内外关系、中外关系、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以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美品质，不过林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的费正清则这样郑重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费正清：《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

这样的林徽因，也许才是最可纪念并且最应该为后世所记住的。

林徽因之死

 

    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人生的途程至此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

    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五年，生命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从1945年到1955年，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随时面对死亡，林徽因的心境虽无太多悲观，而下意识中，却在为人生之终了做着某种准备。

1945年，抗战刚结束，外界就有传闻说林徽因病逝。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当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林徽因拖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但以当时的情境，林徽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二十多年的情感纠葛到这里也落上了它的帷幕。

这一次住院，林徽因还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然而，那并不代表病情的好转。在五十年代，所有熟悉她的亲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她的学生也总是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听她讲课。

病卧床榻的林徽因常常是孤独的。她当时的邻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只，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记钱钟书〈围城〉》）

    1949年钱钟书、杨绛夫妇由上海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林徽因、梁思成家毗邻。是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杨绛随手记下，借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而同一件事，置于林徽因身上，人们却难得一笑。以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不惜透支身体的劳碌，养猫自然不是"家庭主妇"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称之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更多的，也许只是林徽因自己在病中的慰籍和陪伴。

进入50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荣耀都伴随着健康的进一步恶化。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钱美华：《缅怀恩师》）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

1955年1月，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梁思成病情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

到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精神昏迷。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端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的不能自已，坐在林徽因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同一年4月，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伤得肝肠欲断。在办公室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周礼全。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陪他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

同一个春天，听闻噩耗的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萧乾为林徽因的早逝而叹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4月2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薛子正、柴泽民、陈岱荪、崔月犁、金岳霖、杨廷宝、赵深、吴良镛、陈占祥、钱伟长等13人组成。

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别具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追悼会上，梁再冰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母亲生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会场上一片唏嘘之声。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梁思成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十年浩劫中，这些字被清华红卫兵砸掉，至今没有恢复。这一切，是长眠于地下的林徽因所不知的，就这一点而言，早逝在于她，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梁思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折磨、被侮辱。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离开了人世。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病房里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的传达室里。梁思成走得很孤单。

林徽因、梁思成离世后，他们的好友费正清为他们辛苦了一生却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的事业扼腕叹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纯粹仇外情绪，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梁氏夫妇一代所逐步树立起来的事业。拆卸比装配容易得多，武斗和造反的为所欲为也正是如此。（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徐志摩婚后从北上求学到去美、英留学，这段时间内，徐张二人是和谐的。后来徐志摩

致父书信，恳盼其妻到英国陪读。

　　1921年张幼仪到达英国，和徐志摩住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名叫沙士顿的山村里。徐 志摩和

张幼仪在这里度过一段温馨甜蜜的生活，直到另一个才艺双绝的少女林徽因出现在徐志摩的生

活里。

　　徐志摩是1922年3月在德国柏林和张幼仪协议离婚的。证人是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名流的

吴经熊和金岳霖。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写道："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出离婚，他告诉

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

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

顾间事矣......'。"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张幼仪

不愧为"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徐志摩语），看到徐志摩已移情别恋，便毅然答应了离

婚。她在德国学业有成，回国又是在上海安寺路开办第一个新式时装公司——云裳公司，又是

创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委实走红了一阵。后来甚至从政，当过民社党的执行委员，兼财

务部长。1949年后，张幼仪移居香港，和中医师苏季子缔结了一段良缘。据说徐张离婚以后书

信通得更多了，"感情更好"。不知确否。

     徐志摩和林徽因是一段"无言结局"的未了情。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大读

书时就相识。那时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林长民是教育总长，两人过从甚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

入门弟子，常在梁府见到林长民。林长民很有个性，锐气逼人，能言善辩，谈锋极健。他和徐

志摩一见如故，并成忘年之交，常以"小友"称志摩。1921年初春，林长民赴英，一是游学，

二是送爱女林徽因到英国读书。林徽因正值芳年，徐志摩一见钟情，又是写诗，又是通信，又

是约会，两人朦朦胧胧却又热热闹闹地恋爱起来。林徽因知道徐志摩是做了丈夫的人，她要求

徐志摩先离了婚再来谈他们的情事。徐志摩果真离了婚，可林徽因不知为什么却悄悄地随父回

国去了，落的徐志摩成了孤家寡人。

　　林徽因回国不久便和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爱，但并没有立刻举行订婚仪式。这又使徐志摩

旧情复燃、紧追不舍。没有马上订婚是梁启超老先生的意思。一是检验一下林徽音的感情。梁

启超是知道徐志摩还在热恋着林徽因的，林又深受西式教育的浸染，深怕两人重拾旧欢、驳了

梁家的面子。基于此，他要儿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读书，学成之后再订婚、结婚。二是怕梁、

林订婚给热恋中的徐志摩以重击，毁了他的这位心爱弟子。他要用时间冷却徐志摩的情焰。梁

老的苦心徐志摩自然不晓，为了追求林徽因，他从英国回到中国，从家乡到北京。林徽因既然

已经答应做梁家的媳妇，徐志摩的追求自然落空。

     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相伴于左右，还同台演出了泰戈尔的短剧

《齐德拉》。日日相见却无言再通衷情，只能徒增烦恼了。192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订婚，第二

年在加拿大结婚。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到底如何，为什么和志摩刚一中矢便折翼而返，绝情

于志摩为什么又藕断丝连，频频书信往返？身为大家闺秀、梁府之媳的林徽因一直到死三缄其

口，而且徐志摩写给她的大量的书信和诗文，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落入谁手。想来此中定有

难言之隐吧。据说，这位才女写有的《别丢掉》一诗是纪念她和徐志摩的恋情的，兹录如下：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

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

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

着／有那回音!"

　　临死前的几年，徐志摩生活得非常狼狈。交际花出身的陆小曼挥霍无度，徐志摩只得应老

友胡适之邀兼教于北大，挣些外快以贴补夫人的花销。为了省钱，他托朋友搞到了一张邮政飞

机的免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飞来飞去。

　　其实，1931年11月19日这天，徐志摩在北京本来是没有课的，但，此晚林徽因要在北京协

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的建筑艺术，徐志摩非要去捧场不可，这才登上了南京飞往北京

的济南号邮政飞机。结果飞机遇雾，失事身亡。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徐志摩倾向于"分行的

抒写"，也是由林徽因的恋情引发而起的。他在《猛虎集·序》中谈到自己的写诗经历时说：

"整10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

行的抒写。"又说，这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

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感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

纷的花雨。"这篇序文是1931年写的，整10年前正是徐和林在伦敦热恋的时节。

 

                                    □陈宇

　　找个机会去拜访金岳霖先生，是心仪已久的事。这不仅仅因他是 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开山祖师式人物，还因为他有许多奇闻轶事令  我好奇与疑惑。

 

 　　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  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 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 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  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听说他眼疾怕光，长年戴着像网球运  动员的一圈大沿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眼镜，据传两边不一  样，一边竟是黑的。而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传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  件事，是他终生未娶。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  诗人林徽因。 

 　　1983年，我跟我的老师陈钟英先生开始着手林徽因诗文首次编纂  结集工作。林徽因已于50年代去世，其文学作品几乎湮没于世。为收  集作品，了解作者生平，这年夏天我们到北京访问金岳霖。这时他已 88高龄，跟他同辈的几位老人说，他有冠心病，几年来，因肺炎住院 已是几进几出了。他身体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不佳，一次交谈只  能十来分钟，谈长点就睡着了。几年前，在老友们的怂恿催促下，他  开始写些回忆文字，但每天只能写百多字。这一年由于体力精力不济，  已停笔了。听了这些话，我的心凉了半截。不过，一位熟知他的老太  太的话却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与鼓舞："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  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我们找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金岳霖寓所。进了他的房间，见他  深坐在一张低矮宽扶手大沙发里。头上依旧戴着一圈宽沿遮光帽，头  顶上露出绺绺白发，架着黑框眼镜。瘦长的双手摊在扶手上，手背上 暴起一根根青筋。两脚套着短袜，伸直搁在一张矮凳上。他的听力不 佳，对我们进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坐近他身边，对着他耳朵， 一字一句地说明来意。 我们对着他耳边问谁了解林徽因的作品时，他显得黯然，用浓重 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我们把一本用毛 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给他看，希望从他的回忆里，得到一点诠释 的启迪。他轻轻地翻着，回忆道："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 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慢 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我  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  只听他接着念下去："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 过了头......'"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来去。末了，他扬起头，欣 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林徽因这首《八月的忧 愁》是优美的田园诗，发表于1936年，构思当是更早。事隔已半个世 纪，金岳霖怎么对第一句记得这么牢？定是他时时关注着林徽因的创作，林徽因酝酿中反复吟咏这第一句，被他熟记心间。我看他慢慢兴 奋了起来，兴奋催发了他的记忆与联想，他又断断续续地记起一些诗 句，谈起林徽因的写作情况。翻完那本抄录的诗，他连连说："好事 情啊，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刚刚告诉过 他，是从林徽因家乡福州来的，显然他倏忽间就忘了。已经谈了十来 分钟，他并没瞌睡，我庆幸地看着小录音机一直在转动着。我们取出 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他接过手， 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 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 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 们说："给我吧！"我真担心老人犯起犟劲，赶忙反复解释说，这是 从上海林徽因堂妹处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张。待他听明 白后，生怕我们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状，郑重地说："那好，那好， 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继而，他的眼皮慢慢聋拉下来，累了，我们 便退了出来。

 　　很久以来，关于金岳霖对林徽因感情上的依恋我听了不少。林徽 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 很深，在知识界交游也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而金岳霖孑 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 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 房子的前后进。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 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 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 一般，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不过，后来看了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先生的 文章，更增添了具体了解。据她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 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 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  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 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 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 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 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 裁。  几天后，我跟陈钟英先生再次访问了金岳霖。进了屋，刚刚跟护 理阿姨寒暄几句，想不到金岳霖闻声竟以相当纯正的福州方言喊我们： "福州人！"我们不胜惊讶。这肯定是当年受林徽因"耳濡目染"的 结果。我们的话题自然从林徽因谈起。他讲着他们毗邻而居生活的种 种琐事，讲梁家沙龙谈诗论艺的情况，讲当年出入梁家的新朋旧友。 我发现他称赞人时喜欢竖起大拇指。他夸奖道："林徽因这个人了不  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 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 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 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它方面的创作啊......"讲着，讲  着，他声音渐小，渐慢，断断续续。我们赶紧劝他歇一歇。他闭目养 了一会儿神。我们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 "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 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金岳霖谈 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  滑滑———"我不免有点愕然，他竟说得有点像顺口溜。我拉长耳  朵听他讲下去，"当然不是说他滑头。"经他解释，我们才领会，他  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  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  后面是‘销魂今
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  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  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  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他说："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  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  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徐志摩、金岳霖、林徽  因、梁思成之间都有过感情纠葛，但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  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 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  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后来，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他眯缝着眼，坠 入沉思，慢慢地说："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  对她
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 赞欲何词啊！"林徽因1955年去世，时年51岁。那年，建筑界正在 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 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亲朋送的 挽联中，金岳霖的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上联是：  "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此处的"四月 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艳日、丰硕与富饶，金岳霖"极赞"之意，溢于言表. 金岳霖回忆到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 的眼泪没有停过......"他沉默了下来，好像已把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  页。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  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
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 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死后金岳霖仍旧独身，我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  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 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 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  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  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 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 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  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1983年12月，我们编纂好林徽因诗文样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送书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

  　　天已转冷，金岳霖仍旧倚坐在那张大沙发里，腿上加盖了毛毯， 显得更清瘦衰弱。我们坐近他身旁，见他每挪动一下身姿都皱一下眉，  现出痛楚的样子，看了令人难过。待老人安定一会儿后，我们送他几 颗福建水仙花头，还有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凝视  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 太好了！"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30年的林徽因"神会"了，神经又兴  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 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他现在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  我们不时听到他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 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没有独身老人的孤 独常态。他对我们说："过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 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我听从诫夫人叫他时都是称"金爸"。梁 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 看着瘦骨嶙嶙、已经衰老的金岳霖，我们想，见到他实不容易， 趁他记忆尚清楚时交谈更不容易。于是取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 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先生趁机凑近他耳边问' 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 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 又一圈地空转过去。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 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 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 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 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  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  个灵魂的对语吧。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令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  徽因若在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第二年的一天，偶然听到广播，好像说金岳霖去世，顿感怅然。 找来报纸核对，几行黑字攫住了我的心。 也许是天意吧。林徽因1955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 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 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 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  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  又眦邻而居了。金岳霖从人间带去的话，终有机会跟林徽因说了......
 

    林徽因（1904-1955）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和文学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同时代的胡适等大家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其父林长民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开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主任——徽因便是在父亲1920年任上于英国结识徐志摩的。林长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总长，后不幸死于军阀混战。当时林正与未婚夫梁思成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思成和徽因毕业于宾大，1928年3月二人举行婚礼，随即转道欧洲回国。

　　
　　一、毕生事业：建筑和文学
　　
　　30年代初，林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期间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中国建筑史》专著和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如《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结核，但为更好地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与夫婿和事业伙伴梁思成辗转于乡间，奔波于山西、河北、山东、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筑作艰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肾俱损，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见她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经幢"侧的木架上；沈阳北陵、山西大同云冈，陕西跃县药王山药王庙、山东滋阳兴隆寺、河南洛阳龙门、北京香山，15省份200县2000座古建筑，她踏访大部；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工作艰苦而充满兴味，徽因与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一起总是生机勃勃地，感染着身边的人，难怪同事莫宗江会对这样的野外调查发出赞叹，"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在文学方面，林徽因一生著述甚丰，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不同题材，其代表作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那一晚》，小说《九十九度中》等。"再没有看过比《悼志摩》更好的怀人文字了，在对诗人人格的解释里其实不正说着自己类近的品质——纯净、认真、虔诚、善良、人性与不折不挠非坚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义；也再难看到《旅途中》这样文辞干净的诗了，"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场人生都放在里面了。这两条路，如经纬来去，交互织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么？薄弱的身体加之无止的颠簸奔走劳顿与她争夺着时间，死亡呵，她已见了太多，友人的，亲人的，最后是自己的，医生也要大大惊讶了，她与疾病争夺了10年，正是这生命的最后争来的10年，使她为新中国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红叶的火总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尽生命，也要去做，准又能挡住一个情愿。"（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生命记载了它最后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辞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业同道和生活伴侣：梁思成
　　
　　由于徽因不止有才情，还有罕见的美貌与出众的气质，是以成为她同时代的许多才子、文化人景仰爱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诗坛"新月派"盟主徐志摩与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红颜知己，与徐、金二人有着超越世俗的伟大的终生友谊。但世人出于某种庸俗心理，对其夫婿、著名学者梁思成公却多有不公之辞，对他们夫妇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误解，实际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识智慧，其为人所显示的真正男子汉的胸襟气度，皆是凡夫俗子与心理阴暗者无法望其项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译本序中说："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该书中史景迁所作《前言》也提到："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假设一下，如果林徽因选择的人生伴侣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们或许还有"文学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会再有作为"建筑学家"、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选择"建筑"为终身事业，却是受徽因影响，据说徽因早年有一位伦敦学建筑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觉得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将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当她把这种想法告诉思成后，一向热爱绘画艺术的思成感到建筑正合他的心意，建筑遂成为二人共同的终身事业。梁林这一对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纪希望与彷徨并存、苦难与战乱不绝的中国，他们一起，留学美国，探求西方文化艺术；他们一起，风尘仆仆穿越半个中国，进行艰苦的古建筑考察，在战乱中拯救濒临失传的祖先留下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一起，在日寇侵华年代抛却北京的家园流亡西南，颠簸的尘土与疾病的折磨，饥饿困顿，却始终不放弃理想和事业，不失面对生活的幽默与豁达；他们一起，为挽救北京故城与当权者进行无望的抗争。
　　
　　以下摘自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49年以后）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彭真市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入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管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管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金，画梁也是一样。古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从医院搬到颐和园去进行三个月的疗养。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批判了对他影响很深的他父亲的保守的改良主义。他承认他一度有过一种封建观念，"暗下决心要让我著名的父亲为我骄做。"以后几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1959年1月最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复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林洙女士是徽因的学生和梁林夫妇的密友，在费慰梅女士这部著作的上一节，记载有林洙女士对徽因的回忆：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林徽因是诗人徐志摩真正的"红颜知己"，窃以为她会是徐一生的最爱与最了解徐的人，从其《悼志摩》的深情文字中可见一斑。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终成眷属"？
徐林初相识于风景如画的伦敦康桥——徐与林氏父女的结识，还缘于师尊梁启超的介绍，他首先与林长民成为知交。那年，徐24岁，而徽因只有16岁。当时徐在家乡不但已有妻张幼仪，还与之育有一子，但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尚爱、美和自由，他在这个才情飞逸的少女身上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比起这个飘落凡间的精灵，在诗人心中，他对妻、子的义务就变得轻如鸿毛了。
可以想见，诗人燃烧般的激情，飞扬的文采，对于16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很难做到对此无动于衷。林长民发现二人之间的"苗头"，便断然决定带女儿回国，从而阻断林徐的交往。
而在林氏父女回国之前，1921年初，徐在中国的父母便安排其妻子张幼仪到英国陪读，她在1921年春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一所租来的房子，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同期徐与林保持密集通信，他总是急切地等待林的来信并迅速回复。他的妻子又怀孕了。1921年秋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张幼仪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孩子在那里出世，但很快夭折。

之后，徽因随父亲于当年10月回到中国，并被长辈安排与梁思成交往——之前他们已在1919年相识，时年她15岁，他18岁。而徐志摩，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离婚。

徐志摩于1922年3月与张幼仪协议离婚。当他怀着一腔热望回北京再见到徽因时，佳人依旧，却意外已成为他一向敬重的恩师梁启超先生长公子思成的未婚妻，徐志摩的尴尬与失落可想而知！他不甘心地充当着一对热恋情侣的"电灯泡"，却被一纸字条"Lovers want to be alone."拒于图书馆门外。

关于林选择梁而非徐作为终身伴侣，我觉得与林本人的身世和徐的第一次婚姻有关。林长民先生正妻无子嗣，于是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即徽因的母亲来给他生孩子。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
1912年左右父亲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徽因和母亲的生活从此蒙上阴影。
父亲很爱徽因，而她的母亲却失宠了。母亲为此妒忌、抑郁。她那善感的女儿夹在中间，既同情母亲的痛苦失意，同时又爱着自己的父亲，而且明知道父亲也同样深爱着她。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徽因不可能无视徐志摩原配张幼仪的存在——在一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自己却要去取代她的位置。想起她多年痛苦失意的母亲，我认为这种处境是徽因无法接受的。
于是，在徐尚未办清离婚手续之前，林选择思成，思成家学渊远，论才识、智慧、人品，均不逊色于徐志摩，性格则比热情洋溢、容易心血来潮的诗人更稳重，又有两家的世交渊源，徽因作这样的抉择，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但徐志摩并没有就此失去徽因，在此后的岁月，他们共同创办"新月社"，编辑出版新派诗集。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据梁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
得特别友好。徐志摩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他们一起接待印度诗哲泰戈尔，同台演出根据泰戈尔《摩诃德婆罗多》改编的抒情诗剧《吉特拉》，并分别扮演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徐、林与泰戈尔被人并称为"岁寒三友"松竹梅；舞台上，两人是那样默契、和谐，仿佛又回到康桥时那种心有灵犀、纵论诗文的感觉。泰戈尔也看出诗人对徽因的情感，这位天才的老人忍不住亲自为徐向林陈情，但林并没有改变决定。这之前的1923年5月，梁思成由于摩托车车祸，落下左腿行走不便的后遗症。在他躺在病床养伤期间，徽因每天下午都去陪伴他，同他说话，开玩笑或安慰他。

可能是在此前后，梁启超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爱徒徐志摩，他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在这封长信里，梁启超谴责了徐志摩抛妻弃子的不负责任的作法，并提醒徐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于茫茫人海访寻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陪伴诗哲离开北平的时候，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种诀别的感觉，昨日还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他不禁思潮起伏，润湿了眼睛，在火车将要离开时，怅然写道："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丝，谁能割得断？"那是1924年5月，徽因下月将与思成一起动身到美国，四年后才会回来。徐志摩则陪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卷入另一场爱情纠葛。

林徽因最终与梁思成结缡，而徐志摩经过一番周折后，也娶陆小曼为妻。但二人还是相互关心和理解，在文学上更是经常切磋。徐志摩创办的《诗刊》曾发表林徽因的诗作，而徐的一首《你去》的诗，据说是为林徽因而写，诗中洋溢着动人的温情挚爱，表现了他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情谊。

据徽因的堂弟林宣先生回忆，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徐志摩每次上香山，家人都叫林宣作陪。林宣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他还说了很多陆小曼的不是。陆小曼也有优点嘛，他都不提。"林宣认为，徐志摩讲得有点夸张，且毫无自我反省之意，对此他甚有微词。
林宣说，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柱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林宣讲："每次陪徐志摩上山，我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梁思成极尽东道主之谊，旅馆费都是他交代付的。每天我和徐志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林徽因和徐志摩谈诗论艺时，林宣就在一旁看书。林宣先生用英语提起徐和林喜欢的作家："拜伦、雪莱、勃朗宁......"他说林在香山读的书，有许多是由徐志摩挑选送去的。徐志摩在英国初识林徽因时，就常常为她买书送书，藉机往来，寄幽思之情。从这些书目和他俩的诗作比照看，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影响的同源性和相当明显的相互借鉴酬唱的印记。
林宣说："林徽因受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诗。他们的共同兴趣也较多。"二人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陈宇：《解读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35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撞山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一个灿烂的年轻生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宛若流星划过天际，"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当在北京的徽因得知这一噩耗，顿时不省人事......
梁思成立刻赶赴济南，参与处理后事，并带回一块飞机残片，后被徽因悬于卧室，以寄托哀思。
林徽因保存有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取回的。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另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为国捐躯，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两块残片都用黄绫扎着，一直保存在梁林家中。

悲痛的林徽因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一文，长歌当哭、椎心泣血、不胜哀痛。此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间纯真的友情，在信中，她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几年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触境伤情，林徽因再次陷入了感情的撞击不能自已，和着泪花和火车的轰鸣，她把不可名状的思绪倾泻到纸上：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暗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诗中真切地表现了对诗人的怀念和追忆。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林徽因又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发表在《大公报》上，文中热情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赞扬了他的一生处处充满诗意，爱、自由和美是诗人的灵魂，对世界的真诚、对朋友的真诚、对诗歌的真诚是诗人的品格。她为诗人死后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呼唤良知和友爱，她献给徐志摩的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颗种子在石缝里砰然绽苞的声音，是灵魂被锯着的诗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爱情少一点点，比纯粹的友情又多一点点，不是情人间的那种灵与性的疯狂，不是一般朋友间的那种随意和淡然，他俩之间的感情无法真正言明，既刻骨铭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恒。（人民网《浪漫诗人徐志摩和一代才女的第四种情感》）

林徽因在数十年后也很真诚地向儿子倾诉了内心的蕴藏，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胡适曾说过："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林徽因恰将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体，因而成为徐志摩眼中人生理想达到至美至善境界的女神化身。
四、一生倾情——挚友金岳霖
　　
　　用"一生倾情"四字，来概括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对徽因深藏一生的挚爱真情，当是恰当的。一则流传甚广的逸事：在林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直到众人到齐，准备开宴时，他才淡淡地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皆惊，唏嘘良久。
　　
　　金岳霖先生比徽因年长9岁，1914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英，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
　　据费慰梅女士《梁思成和林徽因》，金岳霖先生最早是由好友徐志摩介绍走进梁林的生活圈子，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专家，高大瘦削、爱打网球，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熟识的人都叫他"老金"。
　　老金很快成为梁林夫妇的好友和他们家的常客，此后甚至多年"逐林而居"——梁林夫妇住在哪儿，他也与他们毗邻而居。
　　
　　林洙女士曾回忆梁思成有一次与她谈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１９３１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此后的岁月，老金仍旧无私、坦诚地爱着徽因，但他并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这个家庭。
　　1938年七七事变以后，老金与梁林夫妇一同踏上逃亡西南之路，路途中他们被迫分离，老金写信给美国朋友费正清夫妇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似的。"
　　数月后，老金和梁林及其他好友在昆明重逢，他再次写信给费氏夫妇谈生活状况，提到徽因时他说："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老金与梁家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岁月，晚年的老金跟徽因与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氏后人以尊父之礼待之。
　　
　　80年代，陈钟英先生编辑林徽因文集，上门采访老金，陈先生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
　　与陈钟英同去的陈的学生陈宇记述：
　　
　　"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
　　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
　　
　　传言谓林徽因"一个男人为她坠机身亡，一个男人为她终生不娶"。据《吴宓日记》，金早年曾和一位西洋女子同居，但未成婚。而据陈宇《解读林徽因》一文引林宣先生回忆，金岳霖在林徽因去世多年，感情平复以后，曾跟著名的资深女记者浦熙修论及婚嫁之事，原已准备结婚，岂料浦熙修突然发现得了不治之症，又受彭德怀冤案牵连，终使好事未果。
　　但林徽因在老金心目中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金老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理性，对朋友及其家庭的尊重维护，对友情的无限珍惜，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

五、太太的客厅——学界灵魂人物
　　
　　在抗战前将近十年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的家中，下午时常有茶会，来客均为当时平津一带学界、文艺界知名人物，学界中人多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同仁为主，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有时也有学生。文艺界人士如徐志摩、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冯至、朱光潜、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巴金等，均前后穿梭往来于梁家。大家亲切地称梁家的客厅为"太太的客厅"，当时"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城，许多人均以一登"太太的客厅"为幸事。
　　由于参与人物的广泛性，使之除了诗人文士的浪漫之外，又多了学者的风范，沙龙的內涵更显丰富而具有兼容性，这的确是一个具有艺术魅力和典雅气质的沙龙，而徽因无疑是沙龙的灵魂人物，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和精彩阐述，时常语惊四座。传记作者李辉指出："这样的氛围也许显得过于贵族化，这样的沙龙也许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样一群执着于文化创造、有着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人，构成了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设想，如果沒有这样的沙龙，沒有这样一批文人，３０年代的文化，必然显得单调而逊色许多。"
　　
　　据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记述：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 "
　　
　　可惜徽因"述而不作"，一生只留下六篇短篇小说，未免太少，但却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代表人物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后来由于抗日的烽火，使得这样充满典雅艺术气息的文化沙龙飞灰烟灭，但正是这种浪漫的文化梦想支撑着梁林夫妇，即使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他们仍迷恋于中国古建筑研究，不畏艰辛地在荒山古庙勘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长沙轰炸时期，这些朋友仍时常聚首。徽因在1937年11月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門。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賞我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抗战的大部分时间，梁林夫妇避居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的四川小镇李庄。这其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李健吾先生蛰居沦陷的上海，音讯阻隔，当时听闻误传林徽因已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敬意，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象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她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是从旧礼教中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象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作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文中道：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
　　林徽因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应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描写了一个时髦虚荣的富家太太——编者注）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这是一篇极其生动、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
　　
　　抗战八年，朋友陆续星散，胜利后病中的林徽因由重庆返昆明与众老友重逢，在1946年2月给费慰梅的信中，她说：
　　"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況弄清楚......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的重建起來......
　　
　　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故人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这种倾心的谈话是多么动人！
　　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
　　
　　当年"太太的客厅"这些知交故旧，立志要用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国的过去、改造现在与创造未来，却在时代的纷纭中，一齐在各不相同的地方体验着最艰辛的中国历史与战乱动荡的生活，他们经历着各自的成长，成为彼此生命的见证。人会随着环境和生活处境的变迁，心境观念都逐渐地改变，昔日情深知交，未必日后再聚首仍能相知相惜。而徽因和她的朋友们，最终却发现彼此有着相同的坚持，以致于分散后的重聚，仍是那么激动人心，相知一如往昔，只是，比过往更多了关于生活、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深刻体会，而"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同一回事......" 每每想到徽因与老金、沈从文、萧乾等人那种心灵契合的知音知交之情，在在令人神往。
六、不如归去——质本洁来还洁去
　　
　　1955年4月1日晨，由于长期积劳，徽因病情恶化，在勇敢地与疾病顽强搏斗20年，从死神那里为自己多争到10年时间后，这位非凡的女性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历程，在同仁医院与世长辞。徽因追悼会上，挚友金岳霖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可谓对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赞誉。有人为徽因的早逝惋惜，笔者却以为，徽因于1955年仙逝，适得其时，是上天对她的最后眷顾。
　　
　　徽因性情清高耿介，不通机变，50年代北京城扩建，拆城墙、拆牌楼，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向上呼吁却得不到支持，她忍无可忍将气出在亲人身上，骂梁思成"一个堂堂男子汉，保不住一堵墙"。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遇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责其保城墙不力。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就是有一打梁思成与吴晗也无济于事。50年代中国一切以苏联唯是，苏联专家要把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模式搬到天安门广场上来，这势必破坏北京古城建筑的传统美和整体美，徽因愤而责言："自己专家的话不听，却去听外国的！"在当时，这是犯大忌的"反苏言论"。1955年徽因病重住进医院时，梁思成已受批判，为避免刺激，众人对徽因封锁了有关思成受批判的消息，但她从细微处察觉出来，当时徽因忧愤交加，甚至拒绝吃药。徽因如此的个性，倘若经历其后的反右、文革，会有怎样的命运，可想而知。天人般的徽因，又岂可为宵小之辈玷辱？她在举国卷入"政治风暴"前夕仙逝，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让你的一双慧目，再见人世间的丑恶血腥。
　　
　　有人批评徽因"高傲嚣张"，窃以为持此观点者，多少未能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徽因确与一些女性亲戚相处不谐，李健吾先生说徽因"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笔者以为，徽因才高于世，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无一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的名流泰斗，而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也皆文艺大家。毋庸讳言，女性中鲜有此辈，才情多远逊于徽因，她们既不能和徽因在同一层面上对话，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与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便可想而知。从中我所看到的，是徽因脱俗与不通世故的一面。
　　
　　据梁思成先生外甥女吴荔明女士回忆：
　　"由于二舅妈（指徽因）对建筑事业的酷爱和她那强烈的事业心，使她感到家务事是一种负担，是烦琐小事，浪费了她宝贵的读书时间。她烦二舅有那么多姐妹，1936年她在给美国好朋友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出来找她舅舅和舅妈，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 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他舅舅和舅妈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那个燕京学生示威领袖的小姑是我的五姨梁思懿。另一个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的姑姑就是刚刚丧夫（从广州来北平）的我的妈妈梁思庄。第三位最年长的大姑，就是我的大姨梁思顺。
　　从这封信看，语气的确是不友善，不近人情，因为她和我大姨思顺不能和谐相处，大姨是梁启超最疼爱的长女，也有很多独特的不容人的性格。在她们还很年轻时，梁启超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经常提醒她们要友好相处。
　　我的妈妈，一直和二舅妈相处得很好，她们还在十几岁时就相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国外留学。由于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亲如姐妹。妈妈说二舅妈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嘴巴很厉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正因为妈妈对二舅妈的性格为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她们姑嫂两人始终是好朋友。1936年1月我爸爸病逝，悲哀的妈妈带着年仅一岁半的我从广州回到了北平，初到北平时就住在二舅家，虽然干扰了他们家的生活，她给慰梅的信中也为此牢骚满纸，但实际上她十分善待我们母女，我们刚到北平，二舅妈就出去考察了，她很挂念我们，给妈妈写信问：
　　
　　　　你现在是否已在北屋暂住下，Boo（注：我的小名）住那里？你请过客没有，如果要什么请你千万别客气，随便叫陈妈预备。
　　 思马一（注：思懿的戏称）外套取回来没有？
　　　　她的衣料做了没有？都是挂念。
　　
　　1952年到1953年，二舅妈来我们家的次数最多，那时她肾脏动手术后身体渐渐恢复了一些，虽然很瘦弱，但医生说天气好时出来活动晒晒太阳有好处。另外二舅工作忙，常进城开会。她的一双儿女又都不在身边，再冰表姐南下，从诫表哥上大学住校。因此她常出来解解闷，她喜欢我们家有田园风味，也爱和我妈妈聊天。她长期包用一辆三轮车，车主叫老曹。每星期四下午或是周末老曹就蹬着三轮送她到我家来。她知道我最爱吃冰棍，天热时常常用一个小广口暖瓶装着满满的几根水果冰棍或是小豆冰棍，放在车子座位脚下，到门口时她总是使劲地叫："Boo－Boo！冰棍来啦！"我飞奔出去："二－舅－妈！欢迎冰棍！"总是先把广口瓶提好，然后扶着二舅妈林徽因进屋，妈妈总是轻轻问一句："Areyouallright？"（你身体好吗？）二舅妈总是点点头。她们两人说话经常夹用很多英文，而这句话是我听妈妈对她说的最多的，以前听惯了觉得这是她们见面的套话，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句话饱含了妈妈对徽因二舅妈的一片爱心，和对她的健康的极大的忧虑。"
　　
　　斯人已逝，而徽因夺人的才情与美丽，她的高洁人格，她对事业的执着和献身精神，将长存于后人心中。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他的诗，风格欧化，流动着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情感真挚充沛，有《再别康桥》等许多名篇传世。徐志摩留学英美，交游广阔：胡适、梁启超、郁达夫、沈从文、罗素、狄更生、泰戈尔、曼殊斐儿......无一不是社会名流兼文化名人。长辈与他亦师亦友，同辈与他亲密无间。熟识徐志摩的人都称赞他的性格品行，说他天真挚诚、不计名利、热情无私、活泼风趣，有徐志摩的地方就有欢笑。但是，总是给别人带来欢乐的徐志摩内心却有解不开的"烦恼结"。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他的诗，风格欧化，流动着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情感真挚充沛，有《再别康桥》等许多名篇传世。徐志摩留学英美，交游广阔：胡适、梁启超、郁达夫、沈从文、罗素、狄更生、泰戈尔、曼殊斐儿......无一不是社会名流兼文化名人。长辈与他亦师亦友，同辈与他亲密无间。熟识徐志摩的人都称赞他的性格品行，说他天真挚诚、不计名利、热情无私、活泼风趣，有徐志摩的地方就有欢笑。但是，总是给别人带来欢乐的徐志摩内心却有解不开的"烦恼结"。     徐志摩在婚姻的低潮期写下名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其实他一生的风基本来自三个方向，也就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三个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像许多抒情诗人一样，女性是徐志摩灵感的源泉，也是他悲剧的根源。

徐志摩1918年在美国

徐的前妻张幼仪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励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出身显赫富贵却不娇纵，相夫教子，恪尽妇道。而徐志摩对这桩"无爱的婚姻"始终心存疑虑，在英国念书时结识林徽因更促使他决心离婚。1922年3月两人在柏林离婚，11月还在国内发表了离婚通告，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徐志摩还写下《笑解烦恼结》一诗送给张幼仪，痛斥封建礼教后说："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可这时徐志摩的"烦恼结"已系在了林徽因身上。林徽因秀外慧中，是有名的才女，其父林长民也是社会名流。她与徐志摩相识时只有17岁，两人虽然相知很深，但最后林徽因还是嫁给了梁启超之子、后来的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他们的因缘也是一段佳话。从此林徽因成为徐志摩梦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完美身影。

少年时代的林徽音

徐志摩完美的现实追求终落在社交名媛陆小曼身上。陆小曼是有名的美人加才女，与徐志摩相恋时已是有夫之妇。两人的恋情成为当时最轰动的社会新闻之一。他们在经受了许多痛苦折磨后终成眷属，而婚礼上还遭到证婚人梁启超声色俱厉地训斥："希望勿再做一次过来人。"婚后的徐志摩并非进了天堂，他父亲始终不承认陆小曼这个儿媳，而陆小曼整日沉浸在上海的社交场上使徐志摩痛惜她浪费才华，她挥金如土的习性也使诗人入不敷出。在种种矛盾中，徐志摩形容自己的创作陷入了"穷、窘、枯、干"的境地（另据有的传记作者透露，在结识陆小曼之前，徐志摩与美国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有过短暂而隐秘的恋情，赛珍珠直到晚年才透露了这一消息，而徐志摩始终未留一字痕迹）。

陆小曼	徐志摩在北平教书，而陆小曼坚持留在上海，于是徐志摩只得经常在平沪两地奔波，"总想飞"的诗人还特别喜欢乘坐当时并不普及的交通工具———飞机。悲剧终于发生。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济南号邮机从南京飞向北平，因为他答应20日要帮助林徽因筹划一个学术讲座。飞机在山东党家山上空撞山炸毁，想飞的诗人死于飞。

徐志摩的生命被热爱他的三位女性用不同的方式延续：张幼仪自立、自强，继续侍奉公公，抚养儿子，并在上海创立时装公司、女子银行，开风气之先，业务也相当发达，直到56岁才再次结婚，得享天年。林徽因拣拾了一块失事飞机的碎片珍藏到去世，并提议设置"志摩奖金"鼓励文学青年。陆小曼终身素服，绝足社交场所，编辑出版《徐志摩全集》成为她唯一的心愿，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到1965年她辞世也没能实现。

林徽因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诗句？是著述？是未了的夙愿？还是博大的爱以及不老的青春？或者仅仅是对完美的一种想象和渴念？也许在她的故事里我们能够找到想要的答案，即使这道谜题的解答并非惟一。

　　诗人爱林徽因，并非只因了她的天生丽质和顾盼风姿，世人爱林徽因，也并非只为了她的婉转风流和韵事传奇，因为这个女人，是最后的绝代芳华，是淑女才女的绝唱。

 

　　在中国，她之前，只有深宫中的后妃和风尘中的名妓才能以女人的身份进入正史或野史被树碑立传，偶有特例，也多半是为了和某位的才子的曲折情事；而林徽因之后的年代，又逢淑女和大家闺秀的荒年，女人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和责任，行止与顾盼间也少了些韵味与从容，故而，断难以再造一个"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了。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

　　在诸多有关林徽因的传说中，最有趣也最轰动的是她和徐志摩的逸闻。比如说徐志摩给她父女俩同时写情书，比如说她和徐志摩给来华泰戈尔作翻译，相片登出来便洛阳纸贵，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三友图；再比如说徐志摩惨烈的死......往事说不尽也道不明。

　　说点轻松的吧。一天，失意的徐志摩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美国来的，林徽因写的，说吾在美寂寞望发一封长电安慰云云。于是徐志摩花了一个晚上赶写，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发电报，等到了邮局，有人告诉他，已经有四个人给这位密斯林发电报了，徐志摩拿来一看，原来都是留学时熟识的朋友。其实这是林徽因开的一个玩笑。

　　林徐之间的情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神话，人们在津津乐道之余，总是要谴责一下林徽因，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态度模棱两可，害得徐志摩一直单相思，还为了听她的讲演赶飞机，丢掉了性命。这确实是大大误解了林徽因，她曾经解释说，徐志摩爱的不是她，而是一位浪漫诗人想象中的林徽因。而她是一个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怎么能叫一个男人离婚再跟她结婚。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不过，林徽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呢？很难说，林徽因的一首名作《那一晚》，写的就是1920年康桥的"那一晚"，她说"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照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你眼里含着泪，我心里着了慌。/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从诗句中不难感受斯人斯感！

　　徐志摩飞机失事后，他在康桥的英文日记保管在凌叔华处，林徽因托胡适索来后，这两册日记便消失无踪......看来林徐两人的情感也将永远留藏在历史深处了。

　　"如果，我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

　　金岳霖，这个个子高高，像骆驼一样的哲学家，这又是另一个神话。人们传说，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林徽因送了一只大斗鸡给他做伴，等等。

　　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纠葛当然要复杂得多，这一次林徽因犹豫难决，她既爱梁思成，又爱金岳霖，不知如何是好。她的诚实和坚决让她决定和丈夫开诚布公的讨论这件事情。梁思成经过痛苦的思量，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将这话向金岳霖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他感于梁思成的大度和信任，终于选择了弃权，也为世上在红尘中张望试探的小儿女们留下了一段佳话。

　　不过，他们的友谊仍然维系着，金岳霖总是跟随梁家安排住所，往往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梁家的厨子做中菜，金家的厨子做西菜，中午就端到一起吃。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这其乐融融的景象在一位来访者那里描绘得最精彩，他说，每到下午四点的喝茶时间，就会看到金岳霖从小门走进来，到"太太的客厅"谈笑，但到了星期六，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穿过门，到"湖南饭馆"参加聚会。"太太的客厅"是梁家，"湖南饭馆"是金家，均是当时北平有名的沙龙。

　　在这两个沙龙里，林徽因是最优秀的女主人以及话题的引导者，总是"垄断"了谈话。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充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在众多文人雅士中咳珠吐玉、谈锋机敏、调笑无双的风姿和神韵，所有人都为之倾倒。这一段短短的黄金时代，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林徽因形象。

　　"梁上君子"和"林间美人"

　　那么梁思成呢？在种种传闻中，梁的花絮似乎最少。不过，梁思成之所以在林徽因众多的追求者中获得青睐，凭借的可不单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

　　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成，从小接受着得天独厚的家教，澡雪精神，锤炼人格，都远胜于同辈，二人又都钟情建筑学，志趣相投。1925年，林徽因与梁思成携手赴美，三年间，用心磨合，这样的感情自然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多方考验。二人交往期间徐志摩已经回国，对林徽因仍是痴心不改，但梁思成终以最友善的宽容和大度赢得了佳人芳心。1928年二人喜结良缘，这场童话般的婚礼一时成为京城文化圈里的大事。

　　有一次，他们到太庙约会，林徽因一回头不见梁思成，抬头一看，梁思成爬上了树梢，原来梁思成想一显身手！从此梁思成就有了一个"梁上君子"的雅号，朋友们也给林徽因起了个"林间美人"来对仗，这个"梁上功夫"在他们后来携手考察古建筑时可派上了大用场。

　　另一个故事是，林徽因在香山上养病，林说：吾想吃东安市场的梨，谁要是最先为吾买到，吾便爱他，顿时与座的青年才俊纷纷飞奔而去，梁思成也蹬着自行车去买，不料途中为车所撞，做手术后腿短了几厘米，变成了跛足。尽管如此，他还是第一个给林徽因买到梨，从而大获美人的芳心。这当然是根据梁思成的跛足编造的野史，事实上，梁思成的跛足是在出国前夕骑摩托车被军阀所撞，后来梁母大闹执政府，亦是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新闻。

　　香山月夜。林徽因身着白纱睡衣，点一柱香，采一朵莲花插在瓶中，坐着写诗。月光，花影，一缕烟......美极了。她说："男子见了一定会晕倒。"梁思成说："你看，我还站着呢，没有晕倒。"

　　"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

　　不久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林徽因成了最早离开沦陷区南下的知识分子之一，和梁思成遍访祖国大地上极具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各种建筑。战争年月，他们尝尽了难以想象的辛酸甘苦，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第一手资料。林徽因虽然纤弱小巧，但工作起来，只要男人上得去的地方，她也上得去。她这一路的行走，每一个脚印都无比坚实，令人钦佩，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她始终在行走，始终为自己的灵魂之船拉纤，甚至赌上了整个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思成和她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

　　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极高成就的国宝工艺，也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想到那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合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她长期积劳，病情恶化，1955年4月1日，她最后一次合上了眼睛，留下了一生的纠缠的爱恨、辉煌的事业和纷扰的评说。

今年是林徽因的百岁诞辰，到4月1日，也是她离世49周年。生存于上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作家在今天依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除了张爱玲，恐怕就是她。张爱玲凭文字立身，以身世个性传奇。但对林徽因来说，文字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世氛围更多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此种风尚的温婉不堪历史激烈演进的冲击渐行渐远，所以，给怀旧的人以无穷的感伤与联想。

　　喜欢林徽因的人肯定比喜欢张爱玲的要少。原因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生得早，创作又多散漫，在文学史上缺少独树一帜的东西。二是作为林徽因自己最看重的建筑学成就，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她。然而，到google一查，有关林徽因的条目居然也有6000多条，而一个专门用来祭奠她的网页，最近的点击人数已有6万多人。互联网有时会给人制造一些假象，但对于林徽因的点击——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选择，却保留了较多的严肃与真诚。

　　林徽因，这位50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子，凭什么依然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许多人争着要为林徽因树碑立传，光《林徽因传》就有几个版本。网上的表白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1、她的美貌与气质；2、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3、她多方面的才华。若仅以此论，她同时代的好几位美女作家都符合这些要求。但人们独独钟情于她，恐怕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原因，其中既有世俗的情感投射——温饱之后精神上追求社会认同而对出身与受教育程度的势利苛求、对美貌与丰富爱情的人性企盼以及对上流社会生存方式的妄想；还有对竞争社会中理想女性失落的叹息——女性既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林徽因恰恰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需求。

　　完美的人生起步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降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其父林长民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14岁的时候，林徽因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她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识。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在英伦期间，他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当时包括H.G威尔士、E.M.福斯特、A.韦利、T.哈代、B.罗西尔、K.曼斯非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儿认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一年后回国，与梁思成交往渐渐密切。1923年，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与梁思成均成为该社团的参与者。1924年，可以说是林徽因在上流文化社交圈开始崭露头角的一年。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文学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的翻译。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更让林徽因与徐志摩成为公众视点的是，当年5月8日，新月社为了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由林徽因主演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法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设计。第二天《晨报》报道演出盛况空前，"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这样的经历，使得浪漫气质的徐志摩将原先在英伦时就保有的对林徽因的美好印象，发酵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恋情。林徽因选择哪一个，在当时大概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也是小报花边所热衷侦探的结果。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林梁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1927年，林徽因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梁思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室学舞美设计，而梁思成则在当时美国的一个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现代大家闺秀与普罗新女性之间的差别，光看表面都是相似的，但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尤其是在平凡而漫长婚姻生活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一些不同。她们或许都不缺乏激情，但前者隐忍，后者张扬；她们都渴望浪漫，但前者将浪漫蕴含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后者的浪漫往往伴随更冲突强烈的戏剧性。如果林徽因是后者，难以想象她会不会在泰戈尔离开之后卷入一场三角恋情，会不会演绎一场琼瑶式狂风暴雨般的情爱悲喜剧。

　　然而她是林徽因，家庭的背景以及教养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云游的诗人与未来脚踏实地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学业和理想。她很清楚，"徐志摩当时

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这样的选择，让她没有成为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或庐隐那样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困厄的新女性。她步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却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女性。

　　太太的客厅：京派知识群的情景剧

　　几天后，我接到沈先生(沈从文)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我羞怯怯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徽因。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面边叭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

　　那以后，我经常在朱光潜先生家的"读诗会"上见到她，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批评家。

　　以上选自萧乾为《林徽因》所作的序中提到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由于这种闲适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太过个人化、小众化，难免感觉像一出描写20世纪30年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情景喜剧。

　　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梁思成曾经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林徽因给画上去的。但她又不完全是诗人，不完全是建筑学家。这样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她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风景。

　　太太的客厅中当时经常聚会的人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这个古今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对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无非是学问和艺术，跟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适。但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那种宠辱不惊的淡泊，让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凌厉浮躁、金刚怒目的精、气、神，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梁从诫曾经回忆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跟着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景。梁从诫和母亲聊天，问：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实际上她是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而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的描述更体现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坚忍：

　　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严重地被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床上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事业梦想与夫妻情感同路前

　　行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选自《林徽因传》)

　　这是1933年，一心想建立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梁思成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林徽因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刚出大同火车站时的情景。场面的动感被描写得像好莱坞经典西部大片。想来，画面

的色彩应该是金黄色的。而这恰恰是林徽因人生中最精彩也是最有质感的部分。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结语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得多。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中国比西方又晚起步了200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的自醒深度以及自我实现的质量。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优雅以及知识女性不忍抛却的小小自我，那么留在萧乾记忆中也留在冰心小说里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永远是一个充满适度联想的舞台。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为那些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歌哭的眼泪也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的捕风捉影文字时时见于报刊，并且以讹传讹，误入多种林、徐传记，有的说法荒唐至极，如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曾载文说："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该刊55卷2期中陈之藩文《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近来海峡两岸播映的徐志摩爱情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引起林徽因亲属梁从诫责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对这些创作色彩很浓的笔墨或镜头，研究者本可一笑了之，而日前陈子善先生又诘问梁从诫："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见今年6月1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并坐实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子善先生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又刊于全国性的大报，其影响可想而知。连日来不断有人以子善先生文章向我质疑，他们知道我在好几年前就著文辨说林徽因并未爱过徐志摩。友人建议，与其一遍遍对质疑者解说，不如再作文公开论辩，也借以与子善先生切磋。子善先生于我的研究素来支持不少，去冬莅临我院讲学给学生教益多多，我除了跟着受益，又得相聚之乐。那日特意驱车往依山临江的梅林春晓饭庄聊尽地主之谊，不巧饭庄正停业修缮，我们凭栏空眺了一阵江面遗憾而去。何日得与子善先生坐"梅林春晓"品茗小酌，至今成了我一件心事。我们过从如此，但它不应妨碍我表达学术上与子善先生的不同意见。子善先生虽身材瘦长，却不一定肚量就小，他的学风历来为我敬仰，惟真是求也。下述不妥处，乞子善先生坦率指教。

 

　　徐志摩狂热追求林徽因，前后十年中大体有三回。第一回是1920年冬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来华

　　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伦敦一见钟情；第二回是1924年春因共同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旧情复萌，不可抑止；第三回是1931年夏探视养病香山的林徽因，激发林徽因文学创作。第二回遭林徽因谢绝已众所周知，第三回不为人知，仅外界流传无以为信的谣言，而徐自己则非常克制。需辨析的主要是第一回。

　　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如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港台有关书籍多本此照抄，错讹甚广。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又如述1927年二十六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尤大谬，林徽因婚期当是1928年，当时林仅二十四岁。子善先生对"年谱"置信无疑地说："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他却怀疑梁从诫的说法："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林徽因病逝那年梁从诫已二十二岁，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才十四岁(见陈从周文《记徐志摩》)，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儿子，一个是远居两地的表弟，该更加相信哪一位呢？我宁愿选择梁从诫。梁说："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见梁从诫文《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于《林徽因文集》)

　　如果说作为儿子可能为乃母有所避讳，所言不足全信的话，那么再听听其他无需讳言的知情人如何说。十年前我访问过几位当时尚健在的老人，都曾问及徐林"恋情"。与徐、林都很熟识的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1991年5月20日访问，有作家奚学瑶同访)另一位是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20世纪20年代她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她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朗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又说还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1991年5月22日访问)。这两则材料均录自采访笔记，而第三则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中的记述。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徐、林"恋情"，冰心断然回答："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见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这几位的话属即兴答问，仅仅片言只语，而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话是说得够详尽了，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何其明确透彻：徐编织幻想，林没有同等的反应！据我所知，林徽因同辈人中惟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显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载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我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易致误解，似乎林是与徐相恋了，但仔细辨析，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说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未加确认。略可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按，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见木令耆文《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不妨说明一下，凌叔华为存有徐志摩日记的"八宝箱"纠纷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的胡适。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以上都是林、徐同代人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较之这些回忆，林长民在刚发生徐志摩爱情表白时致徐的一封短函自然更靠近史实。林长民函写于1920年底，虽短却颇具说明问题的权威性和雄辩性。此录短函全文：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按，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

　　此函措词委婉，而坚决谢绝求爱的态度是显然的。推想林徽因已当面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应该是一方落花有情，一方流水无意。星期天的见面，必有一番诱人遐想的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徐志摩也是绅士，所以才有后来果然是长葆的友谊。徐志摩在伦敦这一回的追求或许即到此为止了，此后徐与林长民戏扮"情人"，互通"情书"，恰好反证了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幕的结束。不然，一面与女儿恋爱，一面与其父玩此种游戏，实在非常情所能理解。林长民所以及时扼止诗人的烈情，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情本事的，但又与外国诗指名献给某女士的不同，多隐晦得很。索求其本事谈何容易，有的恰如江南民俗农历七月初七看巧云，想它什么就像什么，或老虎或黄狗，均因观者而异。林徽因这几首诗大体亦如此(徐志摩不少爱情诗何尝不是如此)，我与子善先生在读解上便不大一样。譬如他举例的第一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他认定"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似的"，若要这般坐实，我看这"回应"的内容倒是明白无误地婉谢了徐的追求，请读诗第三节："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第二首《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一首则写："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句情绪与我前面所述林徽因态度相当吻合。这几首诗大体属林徽因首批公开发表的诗作，又是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刊物上，况且正当关于徐对林旧情复萌的谣言四起，陆小曼醋意浓浓之时。若当真是林徽因对徐诗的唱和、回应，那么置陆小曼不顾？置梁思成何地？林徽因还未无所顾忌到这个程度。小说是叙事文体，求其本事可以比诗歌具体，子善先生更以林徽因小说处女作《窘》"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小说描述中年男子钟情朋友的女儿芝，酷似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的关系。有论者视《窘》为林徽因隐秘心迹的表露，其实这心迹并非如子善先生所期待的。小说通篇写维杉爱而不得的窘态，芝的一派天真纯朴，始终没有回应维杉的暗示与挑逗，结尾男主人公只得乘南下的火车逃之夭夭。一定要证明的话，岂不还是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没有什么情感回应吗？

　　否定林徽因与徐志摩存在恋情，直接有力的材料是林徽因几封有涉此事的信函，梁从诫便亮出了林致胡适的两封。子善先生读后却说"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问道："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梁从诫和子善先生究竟谁的读解更近于史实，大家一起再来参看林徽因写于1932年元月1日(《林徽因文集》订为1931年元月1日，实误，详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原刊1999年第12期《博览群书》，收入本书)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恕我不避冗长，引得较多：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林徽因寻真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信是明朗的，对一位可信赖者内心倾诉，也是可信的。胡适了然一切，林徽因想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也不可能。子善先生的疑问在信中皆有交代。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一，林想看日记不过是出于好奇，即使不排斥她借日记回味那段岁月，也并不非是爱情不可。只要岁月成为过去，人生可回味的很多。其二，林气得通宵不睡，是没料到原是朋友的凌叔华出尔反尔，一再刁难，她委实感到委屈。详见同日写的另一封信。其三，过往的"曲折"与"不幸"，用词不轻。但徐几次三番地追求，林每次都难以应诺，徐转而与陆小曼成婚而不能和谐，乃至徐因赶赴她的演讲而坠机夭折。痛失挚友，如许种种，林回顾起来，说成"曲折"、"不幸"本不为太过。只要不拘泥这类用词，通读全信，林表述她与徐的关系还算谨慎恰当的。说"被人恋爱"、"另一个爱我的人"，其意正是否认我有爱，最后终于说了"我不够爱他"、"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她曾坦诚相告徐志摩，并得到徐的认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林徽因面对徐追求她的态度还不明白无误吗？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纵然林对徐没回应爱情，但她一直以知音、挚友与之相处，此已众所周知。再说，毕竟徐真挚狂热的追求是动人的，林虽无回应，却不是心无感动。因此徐志摩夭亡引起她的伤痛超出众多友人，在不致误解的朋友间一再作坦然的表达。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函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此函《林徽因文集》失收，函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林徽因本是个爽朗坦荡的女性，甚至徐志摩在世时她也写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我祝你一切如意快乐和健康。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候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函，见《林徽因文集》。"文集"误订日期为3月15日。最后一句有脱字，此据影印件补全)徐志摩逝世，她不仅在私人信函中坦露哀情，而且很快发表了情文并茂的长文《悼志摩》，四年后再度发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于众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她嘱梁思成拣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可叹在某些人思维中，此举反倒成为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铁证，是否过于拘泥国人的情理习俗了，林徽因非俗人可喻。

　　我的考辨结束前愿再提供一则难得的材料，乃抗战期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关于她伦敦岁月的一段回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十六岁的女孩期盼着爱情，这可能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描述。可能子善先生没有留意这则材料，否则他会用来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求爱的回应。我的看法，这段材料于考辨林是否爱徐而言恰恰作了反证，比她期盼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发生过爱。它明确排除了徐是她的"男朋友"(按，当作有情人解)，排除了徐是"浪漫的人"。这里浪漫已不是某人客观所具的气质，而是女孩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即常言的白马王子。林徽因旅英期间，由于读书不能随父往欧洲大陆留下的记载是两次：1920年10月，徐求爱之前；1921年6月，徐求爱之后。林徽因信若指第一次，其时徐尚未追林，或者正借林长民远行之机乘虚而追，随即发生电视剧渲染的一幕。然而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致徐短函作过否定。若指第二次，林徽因此信表白得明明白白，无需赘言。

　　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陈子善台湾和大陆合拍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文化界反应不一，有褒有贬，本属正常。但读了梁从诫先生批评《人间四月天》的答问之后，不胜惊讶，感到有与梁先生商榷的必要。

　　如果记者的记录无误，梁先生是这样评价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的："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林对徐很好，很关心爱护，很亲密，很敬爱，但并不属于恋人之间的爱。"梁先生还反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传为美谈的。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二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年龄差距)，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云："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多种徐志摩传记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梁先生在1985年初稿、1991年改定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一方面否认徐林之间谈过恋爱，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如果徐林从未谈过恋爱，从未牵过手，又何来"分手"？

 

　　徐林之间的恋情，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即从内证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影投射在内？这些想必读者已比较熟悉，可不必多谈。在林徽因这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她自己所提出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瞭，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的观点，我想还是可以从她的小说和诗歌来探讨她的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窘》写维杉对比他小十七岁的少女芝的特别的感情，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乐于接受，从中不是大可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吗？至于林徽因的诗固然委婉含蓄，但只要细加分析，仍可从中把握她对徐志摩的深情。《深夜里听到乐声》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夜听琴》似的，《那一晚》、《情愿》和《仍然》等诗都是怀念一段旧日恋情，凄婉悲凉，显然不可能记写她与梁思成之间的情愫，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与徐志摩有关。还有那首有名的《别丢掉》，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这是林在徐逝世之后追悼自己对徐的爱情，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就涉及对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的理解了。此诗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距徐志摩逝世三年，梁从诫先生出生二年。梁先生称父亲梁思成告诉他，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从而判定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题目都弄错了。且不说此诗是否确切地作于1933年尚可质疑，因为林徽因有不少诗是作出数年以后才发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此诗真的如梁先生所说是林徽因专为他而作，电视剧编者借用来比喻徐志摩对三位女性的感情，又有何不可？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曾为梁先生所引用，这后一句不也是借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极赞林徽因吗？总不能说金岳霖也曲解了林徽因的诗意吧。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的借用却是难得的神来之笔。

　　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